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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档案在你身边”征文

心结 · 原点 · 牛皮纸袋


发布时间:
2013-06-26 浏览(446 字体:[ ]


    历史的定义是什么?天平那头写的几个字儿地球人都认识:过去的事,说是档案袋里藏着的白纸黑字也不离谱。我的历史,已经随着风霜雨雪的冲刷磨砺,日积月累的沉淀在心底里那块染霜的土地上了。其中纠结了我大半辈子的,却是牛皮纸袋里的一句话,它使我的人生轨迹绕道三百六十度,重新回到了原点。

     四十三年前,十七岁的我肚子里干干巴巴地装着半年初中的文化知识,怀里却揣着解放全人类的伟大革命理想,意气风发地走上了地质勘探队的工作岗位。尽管日复一日月赶月的野外钻机作业三班倒,把我熬得整天犯困打盹直迷糊、不胜其烦,但被理想紧紧搂在怀里的那颗心,一直坚定不移的相信:“世上无难事,只要肯登攀,”面包会有的,牛奶终究也会有的。于是,我翻出了滚到抽屉角落里的钢笔,开始构思故事写小说,然后码在稿纸上。一码就是三年半。两易其稿,创作出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《幸福的童年》。
     当我拎着抄写好的一大包稿子,送到市文化局创作组李瑞林老师的案头,看到他赞许的目光时,心头漫上的那种天蓝蓝水清清、白云下面马儿跑的感觉真好。虽然不久后的结果令我明白了“心急吃不了热豆腐”的道理,但却丝毫没有影响到我从头再来的创作积极性,很快又在李老师的精心呵护下,苦心巴力地写出短篇小说《钻机轰鸣》。
     定稿时的前几天,李老师倚坐在办公室墙边的大连椅上,和我谈论生活聊家常。类似的交流,在我将长篇稿送到李老师案头后,经常进行。他十分关心我的工作、学习,当然主要还是文学创作,曾力主把我借调到创作组学习近半年。并在学习和写作的间隙,为我创造了许多接触高层次人物的条件和机会。其中使我受益匪浅的,是那位音容笑貌至今让我念念不忘、言谈举止一副学者风度的李艾阳老师。《钻机轰鸣》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、八易其稿才变成铅字的。
     实话实说,那时年少轻狂的我并不相信什么提携、关系、一个篱笆三个桩,总觉得凭自己的本事,一定可以闯出一片新天地来。直到事过了、人老了,悟出“凭本事”的荒唐可笑时,已经是时光不再、脸肿肠子青、哪儿还有后悔药可吃?只好任凭一江春水向东流了。
     交流时,李老师说了一句看似漫不经心的话:“你爷爷病故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吧?”
     这事有,我知道,这也是我至今见酒“呸”一口的重要原因。因为祖父贪杯过量,把命送在了酒瓶里,从打记事时,我就没有见过他。只是在父亲的回忆中,我听到过祖父年轻时跟着八路打日本,跨过鸭緑江去修铁路,获得过许多枚军功章的故事。今天听到李老师问起这事,我十分纳闷,祖父的死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,我从来没向别人提起过,他怎么会知道?
     接下来李老师大概看出了我脸上表情的变化,马上岔开了话题。但这句话在我的心里挽起了一个疙瘩,令我始终没有忘记。直到三十多年后,我办理完退休手续,终于有机会打开那只神秘的牛皮袋时,谜底终于揭开。
    在一九七四年第三期的《徐州文艺》上,当我读到那篇让我魂牵梦饶的《钻机轰鸣》时,不由开心地蹦起来转了好几个圈,同时悄悄地在辛苦的回味中添了个“值”字。既然大伙都说成功的开头是实现理想的一半,我自然也坚信不疑,很快又写出了一篇小说。个把月后,当李老师告诉我:《枪》已经被江苏省少儿出版社编入到小说集里去的时候,我心里的那股高兴劲儿,真是见到根电线杆子都要停下脚步,拉住它说上一阵子。为了表示对儿子的祝贺,当然主要是感谢老师们尽心的指导和帮助,父亲在家里为我置办了一桌丰盛的酒菜。那天,我一改见酒“呸”一口的习惯,喝下了半斤精装洋河酒,以至于在送老师们离开时,手里还摇晃着酒杯,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。
     那句俗话是怎么说来着?人逢喜事千杯少,梦醒到头一场空。如果说《钻机轰鸣》已经使我心头的那个结松了扣的话,《枪》却用子弹打穿了它。记得时间是一九七五年谷雨牡丹开的时候,地点:矿务局招待所的小会议室;议题:省出版社少儿组长石永昌宣布对短篇小说《枪》的处理意见;理由:与《向阳院》雷同;结果:稿件从编好的集子里抽出,由市创作组交给作者本人,如想修改,悉听尊便!
     雷同:在把“三突出”奉为神明的年代里,可是白纸黑字这个行当里的万能膏药,贴在哪儿都灵。根据吗?不妨大处去想小处来说。自从猴子摇身一变叫做人以来,养得起我们的这个星球上只有男人和女人,人与人之间发生的故事,哪儿能见天花样翻新不重复、跳出吃喝拉撒的三界外?借一步说话,即使我真有本事把《向阳院》倒背如流,在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”的年月里,我也不敢斗胆抄袭别人的作品,再拿来去骗文字高手编辑老师呀!更何况在七十年代初,《向阳院》还是知名度很高的一部小说。天可怜见,这本书我从来就没有看过,连书名都是第一次听石大组长说起。说句不拉裤子盖脸的话,半拉子初中生做梦都在寻找把钢笔字变成铅字的灵丹妙药,但清醒时知道那得靠真才实学。若为了出名,伸手到别人嘴里抠嚼过的馍,打死我也不会去干。鸡蛋里挑骨头也好,欲加之罪、何患无辞也好,反正领导的嘴也不是今天才大的,不服从?有用吗?
     因为领导下结论时留有余地了,《枪》变成铅字自然还有一丝生路,至少当时我是一厢情愿的这么理解。创作组里,为我抱不平的李老师比我还不甘心,转转脸就找来个根正苗红的业余作者和我共同修改,以期《枪》能回炉再造,尽快的起死回生,好赶上已经点好火的末班船。然而,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,我和那位年龄相仿的老贫农的儿子,携起手来搭功夫熬油的直忙乎到江苏省的那本小说集出版,《枪》依然没能拉开膛装上子弹。
     后来,我终于把《向阳院》借到手,一气把里面的铅字扒拉了两遍,除了都是写孩子们中间发生的故事外,字里行间哪儿还有和《枪》相似的半点影子。看来,使煮熟的鸭子又飞跑了的原因恐怕不是什么雷同,是什么?天知道!《枪》哑了火,脚跟脚完稿的中篇小说《水》自然也流不进向阳渠了。寻思寻思柳青说的“人生紧要处、只有两三步,”倒底是我不会走呢?还是另有其他问题,当时我真的是丈二和尚、一头雾水。
     后来,尽管我在钻机的野外作业中,经常加班加点连轴转,曾经一气干了三天三夜,首开“地球转一圈、我转一圈半”的先河。可到头来,入团费了九牛二虎的劲,入党申请书写了有半尺厚,直到办理完退休手续,我依然是白纸一张可以随心所欲的想画啥画啥。
     时间没有喜怒哀乐,日子好坏都得往前过,眨巴眨巴眼儿的功夫,二十一世纪来到了第八个年头。自从心中的革命理想,被现实的风风雨雨冲刷得面目全非以后,我也信了“人的命由天定,胡思乱想没有用”的经典总结。岁月催人老,这可是一个谁也绕不过去的坎儿,对照国家标准,我可以光拿钱不干活了,此等美事对于一个出过大力的工人来说,诱惑力可不小。于是,我找到人事部门,申请办理退休手续。经办的小伙,在仔细的核查了我档案袋里的有关材料后,告诉我还缺原始工资条。得!敢情我转了三个单位磨了四个圈,最后一哆嗦还得去原单位扒拉档案。至于能不能如愿以偿?我的心里还真没有底,因为时间毕竟过去了三十多年。没想到在地质勘探队的档案室,我很快找到了所需的一应材料,复印、签字、盖章,回家等候好消息去喽。
     接到退休通知的那天,正是开镰收麦子的当口。听到我怀疑工资的审批有问题,管人事的小伙倒也没费口舌,爽快地带我来到了档案室眼见为实。看到这只经我手提着转了三个单位的牛皮纸袋,我的心头突然蹦出当年李老师问过我的那句话,并由此产生了想看看袋中内容的强烈冲动。就在小伙抽出袋里的一叠纸查找劳动局的工资审批表时,我在一张泛黄的纸片上看到了这么一句话:其祖父···因酗酒闹事被处以劳教···于一九五九年在青海省某劳改农场病故。
     那一刻,我终于明白了,明白什么?一九七0年六月,我走出了铁路中学的校门,踏进矿务局地质勘探队的大门。二00八年六月,我在铁路客运段办理完毕退休手续。( 滕  震)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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